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研究所)

正文
一、引言:遏制与创新
人类文明每一轮通用技术浪潮,都伴随着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根本矛盾:释放技术红利实现社会增长,同时无约束的技术失控带来系统性风险。DeepMind联合创始人、人工智能CEO穆斯塔法·苏莱曼在《浪潮将至:技术、权力与未来的冲击》中将其称为“遏制困境”,即技术倾向于如浪潮般扩散,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测或难以控制的涌现效应,试图阻止新技术发展的本身就是一种危险,技术停滞的社会更加容易崩溃,对技术的严格控制则可能催生一个反乌托邦式的全球监控体系。目前以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为核心的超级技术集群正在汹涌而来,它们既能解锁医疗、能源、制造等领域的生产力,也会催生不对称暴力、自主武器等生存级风险,我们的未来既依赖于这些技术,又因它们而面临威胁。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来不是如何阻止浪潮,而是在技术开放与风险控制之间寻找一条能够长期维持平衡的“狭窄小道”,以避免陷入技术专制主义的反乌托邦或陷入技术开放可能带来的灾难。
苏莱曼强调,真正值得警惕是技术扩散速度正在超过制度演进速度。历史上,无论是蒸汽机、电力还是互联网,都给社会留下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制度调整窗口,而超级技术正在不断压缩这一时间尺度。模型能力、算力规模等以指数速度演进,制度建设却仍然遵循立法协商、利益博弈和国际协调的传统节奏,两者之间形成越来越明显的“治理时滞”。 这种失衡意味着,未来最大的风险未必来自技术突破本身,而更可能来自治理能力无法及时跟上技术能力。当下,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产业界,讨论人工智能时往往更关注模型性能、商业化空间和产业机会,而相对忽视技术扩散所带来的制度重构、安全治理等问题。
《浪潮将至》将人工智能置于技术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使我们看到,未来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受到技术创新与国家治理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对于人工智能行业研究而言,理解遏制困境,有助于建立更加长期的分析框架。研究者既需要关注超级技术带来的产业空间,也需要持续审视技术扩散所涉及的治理边界,在创新与风险、效率与安全之间保持理性平衡。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超级技术时代的产业变化。
二、智能与生命——下一场浪潮
真正意义上的“浪潮将至”,并不是单一技术,而是由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量子计算、机器人技术等相互交织、彼此强化而形成的“超级集群”式变革。穆斯塔法・苏莱曼在书中提出一个颠覆性判断:人类过往所有技术革命,本质都只是对原子世界的改造,而本轮由人工智能与合成生物学驱动的浪潮,第一次同时触及智能、生命两大文明底层基石,二者深度耦合形成的复合变革,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集群创新,也是区别于蒸汽机、电力、互联网所有旧浪潮的核心分界点。在此之前,人类改造物质、搭建信息系统是两条独立路径,数字技术只处理比特,生物技术只编辑基因,彼此壁垒分明。人工智能成为复制语言和语音、视觉和推理的通用工具,合成生物学的基础性突破使我们能够对DNA进行测序、修改甚至打印,原子、比特与基因在相互催化、相互交融,叠加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以及潜在的丰富能源等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技术,共同构成席卷全球的复合型变革,既释放万亿级新质生产力,也制造出史无前例的治理与权力危机,所有产业、地缘、社会规则都将重新适配这套全新技术逻辑。
人工智能彻底改写生命科学的研发范式,过去生物学依赖数年试管试错,AlphaFold2仅凭算力与深度学习,一次性破译上亿种蛋白质折叠结构,把原本需要数十年的研究压缩至数小时。AI辅助下的CRISPR基因编辑精准度、试验效率实现数量级提升,同时正在开发只需通过自然指令就能生成全新DNA序列的新产品。人工智能与合成生物学的应用领域在不断拓宽,探索速度也在不断加快,人工智能与合成生物学的融合将形成前所未有的超级巨浪。
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位于这场技术浪潮的中心,但它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被其他众多变革性技术环绕。目前机器人技术走向成熟,在医疗领域已经实现机器人与人类合作进行精细手术。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最大的单一电力来源,核聚变与太阳能技术为构建庞大的集中式和分散式能源网络展现了明确的前景。随着人工智能、先进生物技术、量子计算和机器人技术以新的方式融合,我们将朝着高级纳米技术等划时代的新突破迈进。
三、技术浪潮——四大核心特征
要理解以人工智能与合成生物学为核心的技术浪潮带来的独特挑战,首先需要理解它们不同于以往任何技术革命的底层特征。苏莱曼将这种新时代技术浪潮的特征概括为非对称性、超级进化性、通用性与自主性。
一是非对称性。过去制造大规模破坏需要举国资源,如今低成本大模型、小型无人机、能让个体、小型组织获得大国级破坏能力,权力从传统国家和军队转向个体和组织。同时,即将到来的技术浪潮的庞大规模和高度互联性带来了系统性弱点,单一的故障点就可能触发全球范围内的连锁反应。人工智能带来的非对称性风险,远超劣质食品或产品缺陷等传统风险范畴。其风险已延伸到整个社会的层面,使其不再是一种迟钝、被动的工具,而是演变为一个可能引发全球性影响的杠杆。
第二是超级进化性。过去四十年,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证明,比特世界中的创新几乎可以按照软件迭代的速度不断加快,而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逐渐成熟,这种原本属于数字世界的快速迭代能力,开始进入制造、生物等传统原子世界。创新开始从一次性的突破演变为持续不断的快速迭代,这就是超级进化,这种进化将不会局限于特定、可预测或易于控制的领域,它将无处不在。
第三是通用性。技术无固定使用场景,天然兼具军民、善恶双重用途。双重用途技术既可以造福,也可能酿祸,既可能是实用工具,又可能是致命武器。这揭示了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即通用性。然而,正是某些技术的这种特性,其迅速渗透的能力、全球性的传播范围,这无疑构成了一个规模前所未有的遏制难题。
第四是自主性。随着神经网络规模不断扩大,模型内部决策过程也越来越呈现黑箱特征,即使开发者也难以完全解释模型为何产生某一判断,更难预测其未来能力边界。当自主性进一步与自我改进、自主研发相结合,人工智能甚至可能开始参与自身算法优化,加速自身能力演进。人类之所以能够主导世界,并非依靠力量,而是依靠智能,如果未来出现比人类更具智能、更具自主性的系统,人类能否继续保持对技术的控制,这将成为超级技术时代最深层的遏制难题。
四、遏制困境——从技术扩散走向国家能力重构
技术成果的诞生得益于无数独立贡献所蕴含的智慧与努力,国家间的军备竞赛、大企业间的竞争、实验室和研究人员间的相互激励,这些看似独立的技术竞赛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复杂且相互强化的动态机制,一系列深层次、多元化的力量驱动着技术不断发展。可以将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看做一种“黏菌式”力量,它们由数十亿个分散的科研与商业行动缓慢而坚定地向前推进,遇到障碍便在别处自行突破,任何单点管制都难以阻滞其整体运动。正因如此,传统的“监管—许可”式治理思路很快显露出局限:技术的通用性、进化速度与自主性远超以往任何工具,一旦具备实用性、可负担性和广泛传播性,便如浪潮般不可阻挡。苏莱曼将这种“无法停止技术、却必须控制风险”的根本矛盾概括为遏制困境:我们既无法否认技术带来的巨大净收益,又难以控制其潜在灾难性应用。面对CRISPR或通用人工智能这类“一旦存在便无法撤销”的能力,各国政府、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利益高度耦合,集体行动成本巨大。越是担心失控,越要加速创新;越要加速创新,越难建立有效的全球刹车机制。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竞赛,更是一场对现有政治、法律与国际合作体系的极限测试。
遏制技术就意味着必须打破其各驱动因素之间相互强化的动态机制。面对即将到来的技术浪潮,我们很难想象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这一点。或许只有一种实体能针对此问题提供解决之道,那就是我们政治体系的基础,也是对社会的技术创造负最终责任的主体——民族国家。但技术已经逐渐侵蚀了民族国家原本稳固的主权边界,同时技术浪潮使更多人有机会获得权力,极大降低实际行动和行使权力的成本,任何企图制造社会动荡的势力都更容易达成目的,深度伪造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攻击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当民族国家的集中权力受到威胁、遏制变得越来越困难时,人民的生命安全处于危险中,收紧权力的控制是必然的结果,但极端的权力集中,构建全景式的监控体系,将导致反乌托邦式的统治。而暂停技术发展只会导向另一种形态的反乌托邦,另一种形式的灾难。随着新技术浪潮的到来,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审视现实世界,技术遏制似乎难以实现,但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遏制必须成为可能。
五、迈向遏制——在创新与风险间寻找狭窄小道
面对技术扩散不可逆、国家竞争不断强化以及全球治理持续滞后的现实,苏莱曼并没有停留于风险警示,而是在全书最后提出了一套系统性的遏制框架:十大关键步骤。
这十项措施涵盖了技术、企业、政府、国际合作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在技术层面,将安全研发前置,通过持续投入安全研究、建立独立审计机制、加强关键技术和算力等技术命门的管理,为技术扩散争取治理时间。在创新主体层面,则要求开发者、伦理学家与批评者共同参与技术设计,推动科技企业承担超越商业利益的公共责任,使安全成为研发体系的一部分,而非产品发布后的补救措施。
仅依赖企业自律或单一国家监管远远不够,更需要政府、国际社会和公众共同构建多层次治理体系。各国政府需要同步提升治理能力,建立适应新技术发展的法律框架。国际社会则应推动标准制定、风险预警和危机响应机制,避免技术竞争演变为治理失序。更深层次的是,风险意识需要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共识,遏制技术风险不仅要依靠特定的政策、清单和倡议,还需要培育一种自我批评的文化,使公众、科研共同体和民间组织共同参与技术治理,形成持续的外部监督力量。最终,这些措施都汇聚到一个核心理念:寻找创新与管控之间那条狭窄小道。这条道路既拒绝因恐惧而全面停滞技术发展,也反对放任技术无序扩张,而是在持续创新、动态治理和不断校准之间维持平衡。这一步着重于整体协调,确保前述每个要素都能与其他要素和谐并存,共同发力。遏制是一个措施之间相互强化、形成良性循环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遏制并非单一建议所产生的结果,而是这些建议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综合效应。延缓、检测和防御等策略并非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在即将到来的技术浪潮中,安全并非一个静止的终点,而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争取和维护的动态目标。
总结:《浪潮将至》的核心投资智慧
穆斯塔法·苏莱曼留给投资者最重要的启示,可以凝练为三个层面。
第一,人工智能产业的长期价值取决于技术进步,也取决于技术扩散与制度演进之间的相对速度。未来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将是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机器人和量子计算等技术相互耦合形成的超级技术集群,以及随之而来的制度调整、国家能力建设和全球秩序重构。对于人工智能行业研究而言,仅关注技术路线已经难以解释产业的长期演进,还需要将政策、治理、地缘竞争和制度建设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未来人工智能产业将由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共同塑造,对两者动态关系的理解,将直接影响对产业长期方向的判断。
第二,人工智能时代需要高度关注技术的尾部风险。人工智能具有非对称性、超级进化性、通用性与自主性,其影响范围远超互联网时代。资本市场通常更加关注模型能力突破、应用增长和产业空间,对技术扩散带来的安全风险、监管调整及国际竞争的长期影响重视不足。研究需要保持对尾部风险的敏感性,在发现增长机会的同时,识别可能改变产业运行逻辑的低概率、高影响事件。
第三,企业能否穿越治理周期,将成为判断其长期竞争力的重要依据。苏莱曼提出的狭窄小道,强调在持续创新、持续治理和持续校准中保持动态平衡。未来具备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既要拥有领先的模型能力、算力资源和生态布局,也要具备安全治理、合规建设与全球规则适应能力。能够主动适应监管要求、重视安全能力建设、开展全球生态合作,并在制度变化中持续创造价值的企业,更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长期赢家。这本书将人工智能从一次产业革命提升至一次文明演进,使投资者跳出短期技术迭代与市场波动,以更长周期、更高维度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逻辑。
启示
启示 I:产业竞争正在从能力竞争走向规则竞争
以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新一代通用技术具有极强的可复制性、通用性与非对称性,一旦模型、算法和数字能力实现突破,便能够以极低成本迅速扩散至全球,并赋予个人、小型团队甚至自动化智能体前所未有的能力。技术扩散不再只是知识传播的过程,而逐渐演变为能力扩散与权力扩散的过程,这也是苏莱曼所强调“不可遏制性”的真正含义,真正不可阻挡的不是某一家企业,而是技术本身所形成的全球扩散趋势。
随着能力不断扩散,人工智能也开始重塑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数据、算力、模型和平台逐渐成为新的战略资源,算法解释权、模型控制权、系统接入权以及数据主权成为新的竞争焦点。与此同时,技术权力一方面向大型科技平台集中,另一方面又因开源模型、云计算和智能代理的普及不断向更多主体扩散,形成“集中与分散并存”的新型权力格局。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企业之间的竞争方式,也重塑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未来产业竞争不再只是模型性能和产品能力的竞争,更是平台生态、规则制定、数据控制以及技术治理能力的竞争。谁能够建立产业生态、掌握关键基础设施并参与规则制定,谁就更有可能在人工智能时代占据长期竞争优势。
投资者研究人工智能产业不能仅关注模型参数、商业模式和市场规模,更需要深入分析技术扩散如何改变产业组织方式、平台竞争格局以及全球规则体系,关注技术权力重新配置所带来的市场集中、生态竞争和监管变化。未来决定产业竞争格局的,不只是技术领先优势,更是谁能够在技术快速扩散的过程中塑造新的产业秩序。
启示II:超级进化正在重塑创新范式
穆斯塔法·苏莱曼将人工智能区别于历次技术革命的重要特征概括为“超级进化性”。人工智能第一次开始参与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和技术研发本身,使技术开始加速技术、创新开始推动创新,创新活动逐渐形成持续强化的正反馈机制,这给投资者留下了几个深刻的启示。
第一,创新正在从线性演进转向指数演进。一项基础技术往往需要经历实验验证、工程优化、商业化推广等多个阶段,产业拥有较长的适应周期。而人工智能正在不断缩短这一过程。从AlphaFold2大幅提升蛋白质结构预测效率,到生成式AI辅助芯片设计、材料发现和药物研发,越来越多的研发活动开始由人工智能参与完成,技术突破之间的时间间隔持续缩短。对于产业研究而言,判断一项技术的长期价值,不仅要关注其当前成熟度,更需要关注其是否已经进入能够持续自我加速的发展阶段。
第二,技术突破越来越依赖跨学科的协同创新。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软件行业,而是不断与生命科学、机器人、先进制造、新材料等领域相互融合,不同技术之间开始形成彼此促进的发展关系。一项基础技术的突破,往往能够带动另一项技术实现快速跃迁,从而形成持续放大的创新效应。未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一定是某一个技术领域的领先者,而是那些能够持续吸收不同学科成果、推动多项技术共同演进的创新体系。对于投资者而言,研究技术发展也应逐渐从单一赛道分析转向跨学科、跨产业的协同研究。
第三,技术演进速度将成为新的产业变量。技术更新速度越快,产业生命周期、资本开支节奏以及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方式都可能随之改变。决定企业长期价值的,不只是拥有某一次技术突破,更重要的是是否具备持续推动技术迭代、不断提升创新效率的能力。理解技术演进的加速度,比预测某一次技术突破本身,更有助于把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长期趋势。
启示 III:治理能力正在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变量
穆斯塔法·苏莱曼反复强调,当一项技术开始深度影响社会运行时,治理能力就会成为决定其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基于这一判断,他提出了迈向遏制的十大关键步骤,希望在技术持续扩散且难以逆转的背景下,为人工智能建立一套能够长期运行的治理体系。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研究而言,这一框架不仅涉及风险控制,也关系到企业竞争、产业成熟和全球规则的演进。
第一,随着人工智能逐步进入金融、医疗、政府等关键行业,安全能力将成为企业的重要竞争壁垒。过去,行业竞争主要集中在模型能力、算力规模和商业化速度上,但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接近基础设施,模型安全、风险控制、可信人工智能和安全研发体系的重要性也会不断上升,并逐渐成为企业进入关键行业的基本条件。因此,安全能力已经不仅影响研发成本,也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应用范围和市场空间。投资者评估人工智能企业时,除了关注模型能力和商业化进展,还需要考察其安全体系能否支撑长期、稳定的应用。
第二,治理体系将逐渐成为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工业时代建立了产品标准,金融时代建立了监管体系,人工智能时代同样需要覆盖技术、制度和国际规则的新型治理框架。模型审计、安全标准、数据治理以及行业自律,未来都将像通信协议、电力标准一样成为产业运行的基础条件。对于产业研究而言,监管不应被视为影响行业发展的短期变量,而应视为决定产业成熟度和商业模式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谁能够率先适应新的治理体系,谁就更容易获得长期的发展空间。
第三,全球规则竞争将成为人工智能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莱曼提出国际联盟、技术命门等治理思路,本质上反映的是未来人工智能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规则竞争。围绕先进芯片、算力资源、数据跨境流动、安全标准以及国际治理框架的竞争,将逐渐决定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秩序。对于投资者而言,未来真正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不仅需要拥有领先的技术能力,更需要具备全球合规能力、标准适配能力以及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也将逐步从技术竞争延伸至治理竞争。
启示IV:科技股定价进入投入回报验证阶段,长期价值取决于持续兑现能力
当前科技股仍然受益于人工智能产业趋势,但市场对企业的要求已经明显提高。模型能力持续提升,算力需求和应用范围仍在扩大,为行业提供了长期增长空间。与此同时,资本开支与研发投入不断增加,市场预期也处于较高水平,股价因而对业绩兑现更加敏感。二级市场研究需要进一步判断,企业能否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收入增长,并最终形成稳定的利润和现金流,同时还要审视当前估值是否已经提前反映了较为乐观的增长前景。
本书提出的遏制困境,可以解释科技企业为何难以放缓人工智能投入。技术能力持续扩散,行业竞争也在不断加快,企业一旦降低投入强度,便可能失去模型能力或平台生态上的领先位置。持续投资虽然有助于维持竞争力,也会增加折旧和现金流压力。当技术路线频繁变化时,现有设备和研发成果的有效周期可能进一步缩短。因此,研究科技股不能只关注资本开支是否增长,更需要判断投入能否带来更高的使用率和更好的商业回报。
超级进化性意味着技术迭代速度正在成为影响企业价值的重要变量。一次模型领先或产品突破能够带来阶段性优势,但这种优势可能很快被下一轮技术进步削弱。长期竞争力更依赖企业能否持续研发,并及时将新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对于二级市场而言,资金实力和研发能力固然重要,组织效率同样决定技术投入最终能否形成收入。能够持续完成产品迭代,并在扩张过程中控制成本的企业,更有可能在快速变化的行业中维持竞争优势。
治理能力也会逐渐影响科技公司的业务边界和估值水平。随着人工智能进入金融、医疗及其他关键领域,安全和合规将成为企业扩大应用范围的重要条件。治理要求可能增加短期成本,但也会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并强化具备成熟体系的企业优势。因此,科技股的长期产业逻辑仍然成立,但个股表现可能更加分化。未来更值得关注的企业,需要同时证明技术投入具有回报,商业模式能够持续,治理体系也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产业环境。
团队成员
计算机行业研究团队
郭雅丽 分析师 S0570515060003 | BQB164
范昳蕊 分析师 S0570521060004 | BWD469
袁泽世 分析师 S0570524090001
岳铂雄分析师 S0570524080004
徐诚伟 联系人 S0570125070089
王浩天 联系人 S057012501000
怀远策略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